校长生涯补记

韦钰

        我于1956年考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1961年毕业于该系电真空专业后，又师
从陆钟祚教授做了四年研究生。此后，除了西德留学三年以外，都在东南大学（
1988年5月前称南京工学院）度过，直至1993年5月奉调入京。学校培育之恩，理当
涌泉相报。特别是1982年我从西德返国之初，我的博士论文工作曾一度被某些人无
端上告为“骗局”。在我处境困难之时，学校领导和师友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才
使我得以立足，所以更感到在学校需我出力之时，我应站出来为学校服务，知恩图
报。这样，我从1985年起，先做了一年多主管外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于1986年
12月出任校长，前后共八载有余。

    不论中外，要当好校长绝非易事，在当今的中国要当好重点大学的校长更是难
事，苦事。首先是责任重大，学校不同于公司，今日如被兼并，明日即可易名。一
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校，是与特有的文化传统、科学贡献、以及数以万计的校友
联系在一起的，校名就是无形的珍贵财富，实不宜轻易变更。历史更是不会间断，
一位校长不仅要为今日之学子、今日的学校负责，还要为明日的学校发展负责，因
为明日的发展是离不开连绵不断的昨日和今日的努力的。其次是现阶段学校发展和
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不只是学术问题、教学和科研问题，有时其他方面的工作量
更大，矛盾交叉复杂，学校又时时面对财政支撑十分窘迫的局面，从而使任务更是
艰巨，困难更是繁多，矛盾更加尖锐。

我始终相信，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风险，历史如何迂回曲折，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不可
抵挡的历史必然。我们要有与世界强国可比较的国家实力，就应有可匹敌或可平等
合作的科技和 经济水平，这意味着，必须有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人才。小平同志
在谈到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时提出“教育要面对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正是基于对人才、教育重要性的战略考虑。东南大学作为一所中国历史悠久的著名
大学，应当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的任务，建成国际有影响，国内一流的大学。

要建成国际有影响的一流大学，我认为必须建成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而且
是科研型的大学，即学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东南大学要办成综合性的大
学，走常规路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以联合求发展”的发
展方针，所提的联合应在四个不同的层次的进行。第一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实
现校内学科间的联合，在学科的交叉和联合中生长新的学科。我校的生物与医学工程
系，CIMS中心、热能所、微电子中心、经管学院等大都沿用着这条道路发展。第二
层次是学校之间的联合，有的学科靠东南大学自身力量已难以自再建，如医学院，
应该走学校之间联合的道路。我们很重视和南京医学院的合作，1987年两院签订了
合作的协议，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学科互补，水平大致相当
，又同为教委所属的重点院校，应该能够联合（1985年前后，曾议论过两校合并之
事，终未成），相互密切合作。但虽签了协议，在我任内成效并不显著，原因是多
方面的。第三层次是学校与社会，特别是与经济建设领域的联合， 我对此倾注了
很大的热情，希望能探索学校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
。我认为这是学校“扎根”的要事，根深才能叶茂。有的专业，如微电子专业，该
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极快，设备昂贵，一所大学是不可能随着同科技的发展而与其
同步地更新设备的，而如无实验条件，则此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又是很
难进行的。因此，1986年春节前，当时我还是主管科研和外事的副校长，我就和微
电子专业的谢世健，童勤义，张安康教授专程去无锡华晶微电子公司，等候李鹏和
李铁映同志去公司视察，以便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央和省领导当面汇 报我们希望和
华晶公司合办南京工学院无锡分院之事。当时，此建议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李鹏同
志题了词，李铁映同志接见了我们，给了指示。我们连夜赶回南京已是深夜12点，
第二天即赴京向电子部和教委汇报。我在任期内，曾和校、系的同志们共同为之奔
波，谢世健、沙秉政、张安康等分院负责同志更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

        1986年12月，我就任校长之后，立刻去拜访了省长顾秀莲、南京市市委书记程维高
、市长张耀华以及南京市国有大企业的领导，如扬子石化公司总经理戴顺智、金陵
石化公司总经理杨晓堂和南京汽车总公司总经理顾尧天等，向他们表达了希望为地
方经济服务和联合发展的意愿。1987年校庆即以“以联合求发展”为专题，邀请江
苏省及江苏省所属各市的领导以及大企业的领导来校参加活动，顾秀莲省长和杨晓
堂总经理还作了报告。沿着这条思路，学校以后又成立了加强与企业合作和地方联
系的“横向联合办公室”，推动了如与南化公司、南汽公司的合作办学，与北京第
一机床厂CIMS项目的合作。我校的大科研基地也和江苏省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热
能所得增压流化床、测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微电子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分
辨率显示器件研究、节能灯研制、CIMS和网络项目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省里的
支持是很难发展的。

我们是国内首先探索学校兴办“科技工业园”道路的，启动于1985年，接着在浦口
建立了“科工园”。后又学习了香港理工学院和英国沃瑞克大学工商培训中心的经
验，在国内首先要求试点，得到国家教委专拨经费的支持。以后在学校进行“三大
块”分流改革试点时，又创办了与学校教学、科研主体分开运行的东大集团。这三
项试点并不如原来期望的那么成功，浦口科技工业园出师就不利，其主要原因可能
是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合适的人才。

        第四层次的联合是与国际上加强交流和合作。几年中，学校在国外的影响逐渐增大
。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系与瑞士苏黎士高工（ETH）的长期合作，以学校和加拿大
康戈迪亚（Concordia）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前者是一种“强——强”的
合作模式，说明我们有实力的专业才能和国际同行建立平等的、互利的合作关系，
才能持久。而后者是迄今为止我国与国外规模最大的校际博士生联合培养计划，此
计划因各种原因人才回收不理想，但对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影响仍是有益的。

        东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向很有基础，很有水平，学风也很好，这在全国高校中是颇
有影响的。但是，当时校内的干部和教师科研的看法不一致，在一部分教师和干部
中存在着对科研工作的不够重视，怕科研影响教学的思想。我认为学校没有足够强
的科研工作，不可能培养出高层次的一流人才，也就谈不上成为一流大学，这是为
中外大学发展的实践所证实了的。对于大学，教师的教学法不是决定教学质量第一
位的因素，第一位的是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素质，应该用高水平的科研带动学科发展
，锻炼和提高教师队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这个共同目标，把学
科建设作为共同的结合点。为此，我上任以后，与广大干部和教师一起，花了很大
力气推动东南大学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向国家争取大的项目和建立九大研究基地。
我也沿着这种思路，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学校里创建了生物与医学工程系，后
又建立了分子和生物分子电子学实验室。他们十年的发展历程，说明科研带学科，
特别是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出人才出成果的道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
学校要办好，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关键要依靠教师，取决于教师与主要
管理人员的水平和积极性，所以校长的重要职责是要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特别是
年轻教学队伍的建设。我一直希望学校的发展能建筑在一种能自我发展、自我激励
、自我约束的机制之上，而不靠行政命令，我常把它类比成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
”。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是希望建立教职工方面的这种机制，而招生和奖学金制度改
革是希望建立学生方面的这种机制。

        我就任校长时东南大学遇到了两个特殊的困难，一是更改校名，二是要大规模扩展
学校用地。更改校名的困难在于我们坚持不希望在“大学”前面再加上“科技”、
“理工”等的限定词。这是因为回顾东南大学80多年的历史中已八易其名，损失不
可谓之不大的缘故。既然学校又要更名，实应一次到位，长命百岁，不宜再动了。
同时学校已经确立要成为一流大学的目标，学校发展必然要逐步走向综合大学。在
大学之前再冠以“科技”、“理工”的字样，不能包容学校发展的实际。我们曾就
此理由多次呈文中央和教委有关领导，也给钱学森同志和校友们写信， 多次赴京
请示汇报，终得大家的支持，特别是得到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我校前任党
委书记刘忠德同志的鼎力相助，学校终于1988年5月由国家教委正式批准更名为东
南大学。

        东南大学当时的校园，连同教师、学生宿舍、工厂用地在内才500余亩，不可能实
现万人大学的规模，而要办成一流大学，从所必需具有的学科、培养研究生的数量
和科研规模看，没有万人学生规模是很难办到的。我校的校园过小， 出现了在别
的高校大兴土木、大办分院之时，我校却因无地建房不得不上交基建经费的情况，
失去了1985年前后一次大发展机遇。然而要解决一大片校园用地，绝非易事。当时
南京市已经中央批准的高校布局规划，即学校新区要建在江浦。在这种情况下我和
其他校领导一道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抓住机遇，在浦口得到近1000亩土地建设新
校区，可谓历经艰辛。下面我想摘录一下启动的过程：
1987年
1月 去扬子石化公司，同时浦口地形
1月 向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市长汇报，得知学校用地必须在江浦，即去江浦看地，发
觉江浦确实条件太差。后到原江苏省、南京市负责规划的领导柳林、甘锋家了解情
况，反映意见。
1月 去浦口和浦口区领导谈浦口规划。后决定联合高校，由省教委牵头在省人大会
上提出议案，更改原高校在江浦建大学城的规划。
3月 省教委的建议未能在省人大会上通过。
5月 以联合为名，获得江东门外南京能源工程学院及其用地230亩左右。
7月 以联合求发展的思路，探讨和南京航务专科学校的联合，几次和交通工程系的
同志上北京汇报，同时第四次去浦口，此事终因交通部意见不一，未能成功。
9-10月 和农机工程学院谈联合之事，第五次去浦口，此时因南京农学院不同意，
未能成功。
10月下旬 决定以科学工业园为名申请土地。在浦口区政府的支持下，第六次去浦
口，初步定下园区地段。以后去了多少次浦口，以无法计数了。
11月 完成工业园的初步设想。
12月15日和浦口区签订建立科技工业园协议。
12月30日工作组进驻。

1988年
1月1日向全院老同志汇报。
1月8日 副省长吴锡军定名江苏科技工业园。
1月13日 戴顺智市长来校谈工业园。
1月14日 邵永昌副市长来校进一步落实征地事。
1月20日 市政府同意。
1月23日 浦口现场工作会议， 市里原则通过科学工业园区规划。
1月28日 南京市计委工作会议初步通过规划。
1月30日 市城乡委决定征地规划。

        同时，1月29日我们到北京向教委汇报，争取支持，这以后才能逐步推进新区的征
地，农民搬迁等，新区建设每进一步都举步维艰。直到1990年春夏， 新区赶工之
时，几乎是全校动员，倒计时争分夺秒。记得9月7日新生报到，9月6日还在赶铺路
面。新区的建设是广大教职工为学校发展共同做出的一次壮举。以后巩固、发展新
区也是艰苦创业的历程。新区当时建在浦口确是当时不易争得的最好选择，如果不
是恰逢科学工业园试点的时机，如果没有省、市领导的支持，全校上下的齐心合力
，恐怕还不能成功。但当时不能抓住这一机遇，拖至今日，即使是有足够的经费去
建设，恐怕也失去了东南大学发展的关键机遇。世上的事往往不能完美无缺，我身
为校长，和当时的其他校领导以及全校的教职工为东南大学的发展作了负责任的决
策和奋斗。

        这几年担任校长，加上有正是生物与医学工程系、分子电子学学科及实验室创立的
阶段，双肩挑的重担使我确已筋疲力尽，无力再照顾家庭。1987年初， 我刚任校
长，我的长子吴海明突然发病， 颈以下瘫痪，正月初三住院，连夜急救开刀，初
诊疑为癌症，手术后确认为颈与髓内血管瘤。术后，颈以下全部瘫痪，自己无法大
小便。孩子病危期40多天，需日夜护理4个多月，8个月后，经治疗和他的顽强锻炼
才能下床活动。当时正值我新任校长， 自认无法放下校务不管而去处理家事的权
利，一直坚持了全天的工作，为新区、为校名、为和加拿大联合培养博士生到处奔
波，孩子全靠家人和友人看护。作为母亲，我心中的痛楚和未尽责任之内疚至今仍
难平息。我很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侯金镐医生从春节饭桌上赶回医院，开启已上了
封条的医疗设备，为我孩子开刀，感谢支持我的家人和友人。没有大家特殊的关心
，孩子也与已不能留在人世，更谈不上今天的成家立业。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也
是对东南大学发展的支持。孩子了解了这些，也许会谅解我作母亲的失职。

        我是东南大学培养的，有机会为学校尽力也是一种应做的回报。所有的工作都是和
当时校领导班子共同承担、靠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而完成的，同时离不开国内
发展的形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兄弟院校到有关企业单位、国内外校友和友人
的支持。我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和遗憾，加上我常求之过急，说话率直而简单，不
免给一些同志，特别是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同志带来不快，也只能请大家谅解了。对
于我个人，则可以无愧地对历史说，我尽力了。（1998年2月于北京）